我写金庸

文/蒋连根

海外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凡是有华人和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可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在数不清的“金庸迷”中间，未必知道金庸是何许人，包括他的亲情、爱情和乡情等家事儿。

以我为例。

第一次听说金庸的名儿是1980年，我还在部队里跑新闻。我的老师、新闻干事陈玉金有一次问我：“你读过金庸小说吗？特别精彩，特别有味儿！听说金庸是浙江海宁人，是你的老乡。”陈干事有一个堂妹在香港，因而他有机会比我早读了金庸。

1986年，我已经退伍回乡了，读完了《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突然冒出了写写金庸的念头。一日，我与陈玉金老师通电话，他已经转业回东北，我请他从香港报纸上替我找一点金庸的材料。一挨几年，有一天我终于收到一大摞复印件，是陈老师托香港朋友范枫给我搞来的。1994年3月，我和范枫合作的长篇通讯《金庸的昨天和今天》，先在《长春晚报》连载，后在《春城晚报》一次登出。

从此后，我撰写的有关名人的文章隔三差五地见之于报端，其中的不少有关金庸的篇章被香港、杭州的作家引用进了《金庸传》里。

这时候，我算是知道了金庸的名字，可作为他的老乡，我对他的家事儿却知道的甚少。

1996年11月11日，金庸学术研究会在海宁成立，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等专家从北京而来，金庸也来了。作为文化记者和金庸学术研究会理事的双重身份，我参加了成立大会，第一次面见和采访了金庸。学术交流时，严家炎教授对我说：“海宁是金庸先生的出生地，他从小生活在这里，留下足迹和故事，你是本地记者有这个优势，你可以写写他的故事，写写他的家里人嘛！”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开始寻找金庸的少年足迹和家庭隐事。

1999年9月，金庸旧居“赫山房”修复，金庸的大妹查良琇从临安归来，在落成仪式之后，我特意前往她下榻的宾馆探望。这是一次十分珍贵的见面，她将家事亲情一古脑儿端给了我，还将兄妹们的家庭地址悉数告知。这样，我打通了采访路径，花五六年时间一一拜访了在内地的金庸弟妹，将他们的生活和亲情故事全记录了下来。

此后，金庸多次回乡，我有了当面听他聊家常的机会。积累的素材越积越多，竟然压了箱底许多年。因为金庸说过，“我自己的内心秘密，不想与公众分享。”对于自己的婚恋、情感、家庭生活，这么多年来，金庸几乎对外界是避口不提的。偶尔面对记者，还是能够感到他内心的那种躲闪和犹豫。

然而，文坛和法律界早有一个共识：金庸等著名人士作为国民，在一定环境下确有隐私权，但是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公众对于他们是具有知情权的，而且，公众的知情权要大于他们的隐私权。于是，在出版社的催促之下，我还是将它呈献给读者。

作为新闻记者，我的写作是严谨的，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在保护金庸的隐私和名誉方面，我已经尽了应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