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三种江湖

文/蓝江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人天然是政治的动物。而在中国的武侠小说里，也可以有一个对应的表达：人天然是江湖中的动物。

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在政治思想史上曾经有过很多不同的解释，但其中有一种解释很适用于金庸先生的江湖世界。同样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谈道：“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是在于人对善恶和是否合乎规矩等其他观念的认识，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就是在这类规矩上的结合。”简言之，家之所以为家，城邦之所以为城邦，政治之所以为政治，都有着其适宜的规矩。当然，江湖也有规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整个江湖世界都是依照某种规矩建立起来的，而所有的门派、侠客义士，甚至武将官僚、贩夫走卒，如果要在江湖上混，都得按照江湖规矩来行事。不过，不能将武侠小说中的江湖规矩混同于朝廷的王法，实际上，在很多小说中，都倾向于将江湖规矩同朝廷王法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的“江湖事，江湖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古龙的小说中读到西门吹雪和叶孤城的紫禁之巅的王者之战。简言之，武侠小说中的江湖规矩，往往在道义上高于王法，即便朝廷命官，在江湖上，也得以江湖方式行事，否则就是朝廷的鹰犬走狗，江湖上人人敬而远之。

如果要读中国的武侠小说，理解这种特殊的架构是必要的。武侠小说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描述了许多惊世绝伦的武功，展现了诸多侠肝义胆的侠士，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以江湖规矩来铺设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

既然武侠小说的架构需要依照一定的江湖规矩来展开，金庸亦不能免俗。从最开始的《书剑恩仇录》到封笔之作《鹿鼎记》，实际上也都贯穿着金庸对武侠小说中这个最基本结构的反思。虽然武侠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清楚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江湖规矩，在武侠世界里隐隐地起作用，但是，究竟什么是江湖、什么是江湖规矩？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说，金庸先生尝试给出不同的回答。实际上，金庸的回答不止一个，而是三个，我们可以依次来看看他笔下的三种不同的江湖哲学。

门阀和武功

第一种江湖是门阀的江湖。《书剑恩仇录》是金庸首次对武侠小说的尝试，在这个时期，金庸先生与流行的反清复明的武侠小说主题（尤其是梁羽生）保持了一定的衔接关系。《书剑恩仇录》的主角设定是带有反清复明性质的帮会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同时他更重要的身份，也是小说中埋下的最重要的伏笔，他与乾隆皇帝为同胞兄弟。在随后的《碧血剑》中，金庸更直接用真实人物的血缘关系来塑造主角形象，《碧血剑》的主角是袁承志，他直接被设定为晚明名将袁崇焕之子。这样带有英雄血脉关系的设定，在武侠小说的早期十分受欢迎，人们更愿意相信一个英雄侠士有着非凡的家族背景。实际上，直到《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金庸先生从英雄血脉来塑造主角的套路都没有发生改变。尽管《射雕英雄传》两位主角都出生在余杭的牛家村，但郭靖之父郭啸天在出场时就自称为梁山好汉“赛仁贵”郭盛之后，而其义弟杨铁心也被设定为抗金名将杨再兴之后。这是一种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史诗逻辑，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以家族血脉来设定英雄人物的路子，一位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继承了英雄的血脉，他的父辈、祖辈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不凡的气质。在《荷马史诗》中，一位英雄的出场，总伴随着他那不凡身世的介绍：当阿喀琉斯出场时，女神们为之歌唱，“佩琉斯之子，捷足的战士阿喀琉斯”。而斯巴达国王阿伽门农出场时，则唱道“阿特柔斯之子，权力广泛的阿伽门农”。为什么史诗会采用如此啰唆的叙述方式，每一个关键的英雄人物出场，都必须强调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这正是因为，在古希腊世界，人们相信伟大的英雄人物绝非凡夫俗子，而是具有神的血脉，他们之所以非凡，也正是由于承袭了这个伟大的血脉。在中国门阀政治最兴盛的魏晋，世家门楣也是判断才能高低一个重要标准。在那个时代里，最关键不在于你是否练就了何种能力，出生于颍川陈氏，还是出生于琅琊王氏，才是入阶高第的敲门砖。

可见，早期的金庸小说秉承了这种史诗英雄史观，也将一种重视血脉门阀的价值观带入到江湖中来。郭芙再不济，她毕竟是大侠郭靖的女儿，即便砍掉了杨过的一只胳膊，也只当大小姐的任性作罢，仍然有耶律齐这样的俊儿郎心悦诚服地娶她为妻，这自然是更懂得江湖规矩的耶律齐有意而为之。《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幸运地承袭了武当派和明教两大血脉，有武当张五侠这样翩翩侠士般的父亲，也有白眉鹰王殷天正这样的外公，让张无忌可以迅速地得到正道和明教的认可。《雪山飞狐》的胡斐父亲是胡一刀，而他们的前身是李闯王手下的四大护卫。《神雕侠侣》的主角杨过尽管一开始遭遇了江湖人士的白眼，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为《射雕英雄传》中认贼作父的杨康的儿子，同时也正因为他是杨康的儿子，郭靖才觉得杨过只要施教得当，日后定成大器。

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期的几本著作中，金庸先生越来越觉得这种以血脉门第来裁定英雄地位的江湖论调存在太多问题。在《连城诀》《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几部小说的主角设定中，人物越来越倾向于平民化，越来越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作为支撑。狄云在《连城诀》中是湘西的农家子弟。《侠客行》中的石破天是梅芳姑口中的“狗杂种”，他天天学做的事情就是砍柴、做饭，大字不识一个，也不谙人情世故。《笑傲江湖》里，即便令狐冲拥有华山派“君子剑”岳不群座下大弟子的名号，但小说也提到他不过是岳不群夫妇收养的父母双亡的孤儿。《鹿鼎记》的韦小宝则是低贱到极点的角色设定，是一个父亲都不知道何许人也的丽春院妓女韦春花之子，简直是那个时代最下九流的身份。小说主角的变化，充分体现了金庸对江湖的哲学反思，他想要回答，是否一个真正的英雄必须拥有不凡的血脉，一个出身平常之人是否能担当匡扶正义的大任。从狄云、石破天、令狐冲、韦小宝几个人物的选择上看，金庸已经逐渐抛弃了早年他以血脉门阀来论江湖的基调，将这种视野转向了更为平常的大众。

第二种江湖是武功的江湖。江湖中有英雄的学派，也有着不同的门派。拥有英雄学派的人物不好找，在江湖上常常露脸的就是各大门派的弟子，这些或名门正派，或邪道魔教的弟子，虽然绝大多数时候无法登上大雅之堂，更多时候是在下面比画比画，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家族血脉的背景，那么各自的武功就说得上话了。实际上，江湖上的交往也很简单，你一招“有凤来仪”，我一招“刀光剑影”，瞬间被我打趴下，就得听我的。最忠实执行这种以武论道的是那个“万里独行”田伯光，他的邏辑很简单，他能揍过令狐冲，令狐冲就得听他的，就得把仪琳小师傅叫出来，或者跟他喝喝酒;相反，风清扬教了令狐冲几招，令狐冲终于把这个之前死也打不过的大色鬼打败了，田伯光于是二话不说，悻悻地下了山。田伯光很懂规矩。他所懂的规矩是在论家族门阀之外的江湖规矩。所谓江湖，就是以武论道吧，《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都有一个华山论剑的“武林论坛”，大家一番切磋之后，定下了“五绝”的排位，也就是“中神通、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排名。在五岳剑派的盟主大会上，决定五岳合并为一派的，也是武功，在这个时候，无论左冷禅多么霸气，或者嵩山坐拥主场之利，一旦左冷禅在武力上败给了岳不群，“君子剑”自然就成为名正言顺的五岳派的掌门。

以武功来论道的江湖规矩，不再是门阀政治的翻版，而更近乎霍布斯《利维坦》中间谈到的共同体状态，实际上这是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丛林状态的必然结果。武力是整个江湖丛林中唯一可以被共同承认的硬法则。这个法则不论出身、不论门第，也不论从书本上掌握了多少绝学，一招制胜，则天下臣服。如果有人在十几秒里可以击败某个掌门，他自然可以得到江湖的敬仰，而不必担心有什么组织在背后搞什么构陷。

如果没有门派，如何在江湖上谋得一席之地？很简单，就是靠武功。在侠客岛悟出太玄经秘密的石破天，就不再是那个乡下的“狗杂种”，而成为一代江湖的传奇。从血刀老祖那里学会了血刀经的狄云，在度过冰封的苦难之后，也成为可以与万震山和花铁干等江湖名宿匹敌的人物。最典型的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曾阿牛”，一套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不仅让他得到了明教教主的地位，也得到了正派人士的敬仰。这样，武功似乎是血缘和门派之外直接让人在江湖上获得显赫地位的途径。

江湖和政治

如果仅仅到第二种江湖，《笑傲江湖》足以成为金庸武侠小说的巅峰之作。但是在《笑傲江湖》之后，金庸又写了《鹿鼎记》。为什么要写《鹿鼎记》这样一部似是而非的武侠小说？或许，在金庸心里还有一个疑问，即如果一个角色，既没有显赫的身世和传承，也没有惊世骇俗的武功，他是否可以在江湖上立足？可以说，《鹿鼎记》就是为了解答这样一个答案而创作的小说。

在《笑傲江湖》中，金庸其实已经开始这样的思考。在小说的一开始，谈到了一个武功并不怎么厉害的总镖头林震南，他开办的福威镖局，已经成为“大江以南首屈一指的大镖局”。林总镖头教训儿子林平之的一段话颇有启发：“江湖上提到‘福威镖局’四字，谁都要跷起大拇指，说一声：‘好福气！好威风！’江湖上的事，名头占了两成，功夫占了两成，余下的六成，却要靠黑白两道的朋友们赏脸了。”林震南提到的镖局成功之道和江湖地位，实际上既不是依靠家族门阀，也不依靠武功盖世，而是另一种门道，善于交朋友。虽然林震南夫妇最后也因为不慎交了川西的余观主这样不善的朋友，但不能否认的是，林震南创下长江以南第一大镖局，正是在于他强大的交际能力。《笑傲江湖》中另一个反武侠类型的典型人物是在东方不败政变之后实际控制日月神教的总管杨莲亭。在小说的描述中，他“身形魁梧，满脸虬髯，形貌极为雄健威武”，但在任盈盈看来，这位杨大总管“只二十来岁年纪，武功既低，又无办事才干”。但平心而论，杨莲亭管理下的神教并不差，任盈盈对杨莲亭的评价多有怨气，但从小说反映的实际效果来看，这个时期的日月神教的地位是高于任我行担任教主时期的。杨莲亭对神教实施的政治治理，让东方不败可以安居幕后，各个武功高强的长老堂主都臣服在杨莲亭脚下。如果没有任我行在令狐冲、向问天等人帮助下回归夺权，杨莲亭治下的日月神教并没有真正的内乱。一方面他可以哄好东方不败，让这位教主大人安居幕后，完全信任他独揽大权;另一方面，他利用东方不败的权威来管辖诸长老堂主，缔造了神教的“切口”（让教众不断欢呼“东方教主，文成武德，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和各种仪式，按照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阿甘本的话来说，这种“切口”和仪式是古典政治中治理最有效的工具之一，而杨莲亭深谙此道，在神教的地位上，他不亚于汉高祖时期叔孙通对儒家礼仪的重新制定，从而奠定了汉家四百年江山。杨莲亭的确是金庸小说中被低估的角色之一，之所以被低估，也正是因为杨莲亭不会武功，常常被视为东方不败的男宠，而恰恰是这样一个男宠，对神教实施了最有效的改革，创造了一种稳固化的政治机制。在阿甘本的政治理论中，杨莲亭的这类政治学叫“荣耀政治学”（对于荣耀政治学的分析，可以参看我的另一篇文章《金庸小说中的阿甘本》）。

显然，金庸并不满足于《笑傲江湖》中杨莲亭的角色塑造，他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正面塑造一个比杨莲亭更为杨莲亭的角色，这就是韦小宝。我们前文已经说过，韦小宝没有什么血脉上的地位，倒是后来韦小宝当了钦差大臣巡游扬州，一位拍马屁的布政使硬把这位自己都不清楚来历的韦大人贴上唐代平泾原之变的忠武王韦皋的传承。韦小宝的角色是对传统武侠小说的一次彻底的反叛，他既没有资历，也没有武功，但可以将朝廷和江湖同时玩于股掌之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韦小宝是一个增强版的杨莲亭。杨莲亭仅仅只需要哄好东方不败一人，但韦小宝可以在多个势力之间同时做到游刃有余：在鞑子皇帝康熙面前一遍遍的“鸟舜鱼汤”，弄得康熙开怀大笑;在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面前，他真心诚意地侍奉着自己的师傅;在尼姑九难面前，他很懂得这位前明公主的喜好，便投其所好获得其信任;在神龙教主洪安通面前，假装会蝌蚪文的韦小宝硬是把无字天书上的东西读成了“洪教主寿与天齐”，混得了神龙教的白龙使。但韦小宝绝不是一个谄臣，他自己虽不善军事和治理，但他很能知人善用，在平吴三桂之前，他向康熙举荐了对自己出言不逊的赵良栋和被平西王排挤的王进宝，事实证明，赵王等人正是日后平息三藩之乱的功臣。在收复台湾的事情上，也正是这位韦爵爷看重了不得志的施琅，让这位后来的水师提督一举攻破郑家的海上防线。在江湖上，韦小宝同时担任天地会青木堂堂主、神龙教的白龙使、少林寺仅次于方丈地位的慧明禅师，他调配一流高手为其所用，击败了桑结喇嘛和噶尔丹刺杀顺治老皇帝的阴谋。由此可见，韦小宝尽管没有任何背景，但是可以在江湖上翻山倒海，不会一丝武功，但足以诛杀像冯锡范、洪安通这样的顶尖高手。或许，金庸在《鹿鼎记》中，想通过韦小宝这样的角色告诉我们，在门阀和武功之外，还有另一个江湖，即第三个江湖——政治的江湖。

实际上，韦小宝的存在，也正是金庸为我们道破了江湖政治的最后的秘密。真正玩懂江湖规则的不是那些或义薄云天或奸险狡诈的武林高手，而是像韦小宝这样能够在不同势力间，甚至是势不两立的势力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江湖就是政治，同时能将台上和台下的规则都摸得一清二楚的人，才是整个江湖世界的王者。尽管韦小宝最后的命运亦是带着六个老婆归隐，但是他的归隐并不代表江湖哲学的失败，恰恰是这个神奇的小人物揭开了江湖世界最神秘的面纱，将江湖的权力关系在最赤裸的层面上敞露出来。

这样，当武侠小说走到杨莲亭和韦小宝这里，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便终结了。“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侠客行》中的那种纯粹的侠士的江湖，已经在血色浪漫的厮杀中凋谢。《鹿鼎记》之后的侠客，我们再难以领会乔峰在酒馆偶遇段誉时的那种快意恩仇，也没有了段誉、虚竹、乔峰三人在少室山脚下决意会战中原群雄的气壮山河式的豪迈。这或许也正是金庸在完成了《鹿鼎记》之后不再写武侠小说的缘故吧，江湖侠士的以武论道的规则，逐步被更善于在暗地里政治权衡的权力关系所取代。正如古希腊世界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与提洛联盟在战斗中两败俱伤之后，英雄的时代就此沦落，同样，当岳不群将计就计从左冷禅手中攫取五岳剑派大权，任我行从东方不败手中夺回日月神教之后，江湖的英雄时代也拉下帷幕，令狐冲和任盈盈只能在一曲笑傲江湖中唱出江湖世界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