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关于大师兄

文/徐岱

为什么往事，总在那儿强烈地呼唤着，让人把它们写出来呢？在《写作的事》一书中，作家史铁生如此说道。我已不再有史铁生的这种使命感，没有他所说的那种“往事的呼唤”，但也有些“往事的嘀咕”，觉得有必要在这部关于金庸小说论著的后记里写出来。因为这属于“近距离读金庸”，它与本书所讨论的内容，多少有些关联。

大概是1993年春学期，刚开学不久的一个上午，接到学校的一个电话，说著名小说家金庸先生受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路甬祥教授之邀来校访问，要我下午一起参加会见并陪同金庸夫妇参观学校。金庸是何方神仙？谁是金庸？作为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并担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导师的我，一头雾水。向系里的有关教师询问，让他们也颇觉奇怪。怎么会，你居然不知道金庸？没读过他的大作？立即虚心请教四方打听，终于有了点头绪。知道了金庸乃查良镛，香港著名报人，也是当代最负盛名的新武侠小说家。于是赶紧让人帮我找他的小说，但要想在个把小时内知道个究竟已不可能，只能装模作样地赶去应付。

这就是我与金庸先生及夫人林乐怡女士的初次见面。结果虽然不算糟，但当时的过程却让我很尴尬。好在金庸先生并不在意，大概他已看出我对其作品的无知。我们东拉西扯地谈了些什么，迄今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有个印象始终清晰，那就是金庸先生身上具有的大家风范、宗师气度。这不是说金庸先生与众不同，恰恰相反，而是他比那些刻意显得和蔼的名人更有一种真正的平易随和，还多了份特别属于他的东西：对人坦诚亲切。而查夫人身上，有种优雅高贵的气质和善良的天性。在我读完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之后，不知什么缘故，这种气质总让我联想到小说中那些光彩照人的女侠们。当然，查夫人比她们多了现代感。

自那以后，我与金庸先生渐渐熟悉起来。直到今天，不知不觉已有15个年头以上。既是因为金庸先生喜欢杭州（所以他安排了其心爱的角色令狐冲夫妇俩在西子湖畔安居），也是因为他对浙江大学颇有兴趣。而后者，应该多少同我和我的同事们毛丹、盛晓明、余潇枫教授、金利安博士，以及张丽东和程缨女士等有点关系。与金庸先生的每次相聚，都充满欢声笑语。记得几年后，浙江大学百年校庆，特意邀请作为浙大名誉教授的金庸先生和夫人来校同乐。我们与先生一起在西湖边与众多朋友相聚，当大家尊称他“查先生”时，金庸先生笑嘻嘻地表示：既是好朋友聚会，就不必这样称呼，应该以师兄弟、师姐妹相待。他年纪最大，那么我们就叫他“大师兄”，他叫我们小师弟或小师妹。恭敬不如从命，那就一言为定。而我之所以曾经“不识泰山”，是因为小时候曾被旧武侠小说害过。

我们这代人，以前有过一个说法，叫做“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对“忠义”、“英雄”这类大词和“革命”、“斗争”等大事最为关心。又生逢“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时期，最早就是从《水浒传》、《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等众多旧武侠小说中学会阅读。除了江姐、红色娘子军和董存瑞、雷锋等模范人物，那些水泊好汉和绿林豪杰，同样是渴望成为男子汉的少年们的英雄楷模。“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惋惜自己没能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岁月；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愿望，横枪跃马驰骋在祖国的广阔疆场。”今天显得如此可笑的词句，却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于是，为了尽早练出真功夫好报效国家投身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整天学着爬树翻墙上蹿下跳。终于有一天，当我鼓足勇气从一堵高墙上尝试像江湖好汉那样轻轻落下时，很不幸地重重摔倒。在把脚给弄崴了的那瞬间，我的武侠梦也悄然离去。在伤筋动骨一百天的静养期间，我决定从此同那些唬人的东西说拜拜。

从我如愿以偿地就读大学中文系到成为文学教授，我所积攒最多的阅读体验大都来自大洋彼岸，以欧美19世纪文学名著为代表的诸多优秀小说，构成了我的文学经典记忆。它们让我越来越远离中国武侠叙事乃至中国古典小说，直到读了金庸先生的作品，可以用“目瞪口呆，大开眼界”来形容。正所谓读得既酣畅淋漓、热血澎湃，又忍俊不禁、心旷神怡。在“通宵达旦读金庸”的日子里，我渐渐明白了一些事。就像江湖上本无所谓“正派邪教”的名份之分，只有真与善之别；文学领域的雅俗之异毫无意义，真正重要的是好坏之差、大小之别。作为一份工作的“文学研究”的实质，在于本着一种“修辞立其诚”的态度，努力把这种差别说清楚。

对金庸作品的价值，已有许多优秀学者作过精辟阐述。如严家炎教授和冯其庸先生两位前辈，以及陈墨、卢敦基、曹布拉等诸位同仁，他们的许多见解我都颇有同感。金庸小说不仅改变了我对中国特色的武侠叙事的看法，也启发了我对文学本质的重新认识。如果说20世纪早些时候的中国小说，曾经因为鲁迅、老舍、沈从文等人的写作生涯而充满生机，当代的创作则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不尽人意。无论我们怎样一如既往地，以“要求表彰和自我表扬”的方式自欺欺人，当代中国文学究竟呈现出怎样的格局，相信有识之士们都十分清楚。但我深信，金庸先生为当代中国小说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为此，每个中国人尤其是文学研究界的从业者，都应该对他心怀感激，表示由衷的敬意。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加入到“拜金者”俱乐部，重复倪匡先生当年对金庸小说的这句评语：古今中外空前绝后。

正是以这样的意识，我渐渐进入金庸研究，分别参加了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日本神奈川大学的相关会议，以及在北京大学和浙江的杭州、嘉兴、海宁等地相继举办的金庸作品研讨会。若干年前我就曾当面向金庸先生表示，会认真写一部关于他作品的“学术批评”著述。但从1998初写出“狂欢的诗意”到2009年春写这篇后记，我关于金庸评论的文字延续了整整十个年头。其中既有行政工作的拖累而精力不够的原因，也有感受太多难以聚焦的困扰。但终于还是完成了，虽无通常所谓如释重负之感，但也基本达到了问心无愧的要求。我的“论金庸”的目的只在于同读者们分享阅读金庸小说的心得，这里的三十多万字都是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说金庸小说是当代中国文学不可多得的杰作？

由于工作关系，这十几年来我同金庸先生接触颇多，彼此间也由熟悉而亲近。我们曾应先生之请，陪同他去太湖边探访“笑傲江湖”，去朱家尖海滩会晤“射雕英雄”，去少林寺感受中国寺庙文化，去没有桃花的桃花岛体验因金庸小说而成旅游景点的一片风光。我们还一起去了北京、天津、广州、苏州等地的大学进行交流。当然，我们的相处中有许多时间交给了学生们。每次来校，金庸先生最愿意做的就是同在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座谈。无论日程多紧、旅途多累，他都会尽量安排时间与小师弟小师妹们见面交流。大师兄儒雅亲切的姿态和幽默风趣的言谈让他们深受感染，同学们的青春活力和热烈感情，也给出入江湖多年、走遍世界各地的一代文学宗师留下美好印象。

自然而然地，这种相互的理解与认同使我们与金庸先生和夫人结下了真诚的友谊。或许也正是这个缘故，1999年浙江大学四校合并之际，当我受学校委托向金庸先生提议请他来担任新组建的人文学院院长时，他欣然接受。没料到事后这竟成为他遭受某些臆断抨击的原因之一，为此我至今仍有歉意。由于这段时期金庸先生的大陆行大多与浙大事务有关，我和我的同事们是许多受媒体关注之事的当事者，也因此对媒体及业界的一些行为更多了一点体会。金庸先生尽管阅历丰富且极具智慧，但天性的善良和一分愿意成人之美的侠义之心，让他屡屡落入圈套上当受骗。

几年前，围绕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学以及大陆的一些活动，有些华语媒体曾大做文章。“金庸先生作为一个人是优秀的，作为一名学者是杰出的，作为一位文学家是伟大的。”这是我当时接受一些媒体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也是我对金庸及金庸小说的基本看法。近距离看金庸，我见到的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善良长者，一个性情率真的可亲可敬的好人。这样的人在这个世道无疑已并不多见，其品种稀少值得珍惜堪比大熊猫。但熊猫已受保护，而大侠却屡遭白眼。尽管我也曾读到不少为金庸先生的遭遇鸣不平的好文章，但相比之下，不负责任的批评似乎来势更猛。

史铁生说：浪漫永不过时。但愿如此，相信许多人都仍怀有期待，诸如诚信和良知这些人类美德，不至于随着英雄的沉沦和大侠的退隐而就此销声匿迹。未来无法确定，但往事已经定格。时间匆匆，固然带走了许多，但也让有些东西沉淀了下来。这些历历在目的记忆，伴随着金庸小说给我的感动不会轻易离去。由衷祝愿金庸先生和夫人以及天下所有的好人们，平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