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

文/朱寿桐

无论在喜欢金庸还是厌恶金庸的评论者那里,金庸都已经成了一个学术的对象;无论是高度评价金庸的文学史地位还是对金庸作品施以酷评,一般都会以学术的名义出现——当然,蔑视学术和学术性批评的金庸评论也时有出现,王朔对金庸的热骂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对于本着严肃的态度进行学术探讨的金庸研究界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面对人言言殊的金庸及其小说这样一个特殊的对象,面对随时可能再次出现的征讨和热骂,如何建构自己的学术规范,以求得在科学、理性的层面形成具有相当份量的研究格局。

一、金庸评论应上升到真正意义上的以金庸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早已有人提出过“金学”的概念,这反映了金庸研究界对于建构金庸研究学术框架的一种热忱,但并不代表着真正产生了这样一种学术自觉。

金庸在中国当代文坛是一位当然的学术研究对象。他的研究价值和在学术上的对象意义己经为专家所充分揭示。

首先是他以自己辛勤而富有鲜明个性的小说创作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富有魅力的艺术世界,这里不光是酷评家所简约地概括的打打杀杀,更有感人肺腑的恩恩爱爱,慑人心魄的风风火火,令人惊奇的神神道道;多少人在这个世界里留连,多少人在这个世界里陶醉,也有多少人在这个世界论辩争吵。古往今来,文学世界蔚为大观,武侠小说汗牛充栋,然而偏是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将这种小说推向历史和时代高峰。无论是作品的内涵厚重度、情感冲击力,还是所表现的境界、所形成的影响,都在中国武侠小说乃至在整个通俗文学历史上创造了惊人的辉煌,甚至被许多人赞为奇迹。金庸的小说成就,不仅是中国通俗文学的世纪性建树的标高,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文化建设在一个特别文类里的卓越收获。这就意味着,不仅金庸小说作品本身是一个个值得研究的对象,而且金庸作品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也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研究课题。

其次,金庸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他还以自己极为成功的创作实践,开创了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新传统。中国武侠小说源远流长,在封建忠信仁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模态下形成了自身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新道德的时代语境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武侠小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陷入了创作与欣赏的低谷。受过新文化洗礼的金庸对中国武侠小说的写作传统在有所继承的前提下作了大胆的开拓,将新的历史观念、社会观念、文化观念、道德观念融进传统框架的武侠小说创作之中,甚至在人物的刻画上体现出了为严家炎教授专门揭示过的现代化精神风貌,从而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为这一特殊休闲文体的写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于是,在中国文学的一种文类开拓意义上研究金庸,在一个新的写作传统的开创意义上认知金庸,应该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学术话题。

再次,金庸小说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接受面最广、发行量最大的文学作品,以致于有人仿古人“凡有井水处,人人歌柳词”的说法,产生了

“凡有自来水处,人人读金庸”或文/朱寿桐无论在喜欢金庸还是厌恶金庸的评论者那里,金庸都已经成了一个学术的对象;无论是高度评价金庸的文学史地位还是对金庸作品施以酷评,一般都会以学术的名义出现——当然,蔑视学术和学术性批评的金庸评论也时有出现,王朔对金庸的热骂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对于本着严肃的态度进行学术探讨的金庸研究界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面对人言言殊的金庸及其小说这样一个特殊的对象,面对随时可能再次出现的征讨和热骂,如何建构自己的学术规范,以求得在科学、理性的层面形成具有相当份量的研究格局。

一、金庸评论应上升到真正意义上的以金庸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早已有人提出过“金学”的概念,这反映了金庸研究界对于建构金庸研究学术框架的一种热忱,但并不代表着真正产生了这样一种学术自觉。

金庸在中国当代文坛是一位当然的学术研究对象。他的研究价值和在学术上的对象意义己经为专家所充分揭示。

首先是他以自己辛勤而富有鲜明个性的小说创作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富有魅力的艺术世界,这里不光是酷评家所简约地概括的打打杀杀,更有感人肺腑的恩恩爱爱,慑人心魄的风风火火,令人惊奇的神神道道;多少人在这个世界里留连,多少人在这个世界里陶醉,也有多少人在这个世界论辩争吵。古往今来,文学世界蔚为大观,武侠小说汗牛充栋,然而偏是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将这种小说推向历史和时代高峰。无论是作品的内涵厚重度、情感冲击力,还是所表现的境界、所形成的影响,都在中国武侠小说乃至在整个通俗文学历史上创造了惊人的辉煌,甚至被许多人赞为奇迹。金庸的小说成就,不仅是中国通俗文学的世纪性建树的标高,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文化建设在一个特别文类里的卓越收获。这就意味着,不仅金庸小说作品本身是一个个值得研究的对象,而且金庸作品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也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研究课题。

其次,金庸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他还以自己极为成功的创作实践,开创了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新传统。中国武侠小说源远流长,在封建忠信仁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模态下形成了自身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新道德的时代语境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武侠小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陷入了创作与欣赏的低谷。受过新文化洗礼的金庸对中国武侠小说的写作传统在有所继承的前提下作了大胆的开拓,将新的历史观念、社会观念、文化观念、道德观念融进传统框架的武侠小说创作之中,甚至在人物的刻画上体现出了为严家炎教授专门揭示过的现代化精神风貌,从而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为这一特殊休闲文体的写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于是,在中国文学的一种文类开拓意义上研究金庸,在一个新的写作传统的开创意义上认知金庸,应该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学术话题。

再次,金庸小说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接受面最广、发行量最大的文学作品,以致于有人仿古人“凡有井水处,人人歌柳词”的说法,产生了“凡有自来水处,人人读金庸”或“凡有华人处,人人读金庸”的感叹。如此众多的“金迷”构成了当今世界最广大的文化接受集群。但与此同时,又有不少人对金庸作品嗤之以鼻,不仅拒绝阅读,而且恣意攻击;更有甚者一面对之实施攻击,一面却手不释卷地详加阅读,或者边读边骂,或者边骂边读。

这既是令人迷惑的文学接受现象,又是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象,需要学术界从文学的接受理论以及文化哲学、社会心理学等多层面、多学科进行学术阐解。

当然还可以说出一些建立“金学”的理由与框架内容,例如金庸的报人身份与其文学家身份的复杂联系及影响,金庸的商业意识与文学商品化时代的发展路数,甚至于金庸的好评与酷评及由此反映的社会文化心态,如此等等,都是“金学”的应有之义,也是“金学”作为一门学问,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至少作为一个重大研究课题的丰富构成的内容体现。问题是这些已经被金庸研究者意识到或部分意识到的“金学”内涵,往往并没有转化为“金学”学术建构的有序成分或有机成分;对于如何建构以及在怎样的学术序列上建构金庸之学的问题,不仅缺乏实在的讨论,而且缺乏展开讨论的意识。

金庸研究在这种学术自觉不够明确的情况下往往流于评论化的程式和风貌。的确,金庸研究的不少成果都显示着评论的质地而不是学术研究的品格。一般来说,我们在面对一个具体的研究成果时,不能准确地指认其属于评论的文本还是体现着学术研究的素质,因为评论与学术研究之间并没有一个可以清晰地形诸条文的分辨原则。但从研究者主体意识可以考察,他的论著到底取法于文学评论还是取法于学术研究;从研究成果的学术成分上也能判断,它所包含的评论性成分多一些还是学术研究成分多一些。评论是对于研究对象进行富有新意的分析判断的品评活动的结果,要求的是主体富有新意的感受和别致的议论,一般来说可以甚至鼓励融入主体个人的好恶偏向;而学术研究除此之外,还要求主体具有相当的理论准备,丰厚的历史文化观照,以及尊重史实、还原研究对象客观性的严谨态度,杜绝个人好恶的介入。从这样的意义上分析,金庸研究虽然成果丰富,但就总体上而言,流于评论或批评的占多数,符合一定规范的学术研究相对较少。

一门学问的建构总是从评论开始,然后升华到学术研究层次。近20年的金庸研究历史已经证明,金庸评论为金庸研究这个领域立下了汗马功劳,它直接促成了“金学”——金庸学术研究的崛起。时至今日,金庸研究的局面已经在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国外的华人文化圈中次第形成,我们不应该再满足于以文学评论为主干的阐析与辩论活动,而必须投入到金庸研究的学术规范建构中去。

二、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克服“偏爱价值”理论的生命在于创新,但当我们面临着一种暂时无法取得突破的理论现实的情形时,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成果进行学术研究,应该比跟着感觉走、跟着自己嗜好走的批评风格显得更有价值。上个世纪20年代,郁达夫从文学欣赏心理学的角度提出过文学接受的“偏爱价值”现象,肯定了文学接受过程中基于接受主体的感觉和爱好的选择现象。在文学评论意义上,这种凭借兴趣和爱好的选择现象和批评风格可能会得到鼓励,但这种较低层次的“偏爱价值”不利于建立一定层次的学术研究规范。

金庸研究正在于这样一种理论现实之中,围绕着这一课题的许多理论问题,包括文学的雅俗区分及其标准与可能性问题,都没有取得成功的、具有一定普遍认同性的突破,这引起了相当一批研究者的焦虑,同时也使得另一批研究者产生了取消主义情绪,认为与此相关且久攻不下的理论探讨其实都没有多少实在的意义。以取消的态度对待金庸研究的理论创新,会成为影响金庸研究走向深化、走向严整的学术建构的消极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金庸研究中出现的理论滞后现象激起某种焦虑,则是比较正常的心理反应。问题是带着这样的焦虑仍然无济于事,我们需要的是探讨的行动,是“凡有华人处,人人读金庸”的感叹。如此众多的“金迷”构成了当今世界最广大的文化接受集群。但与此同时,又有不少人对金庸作品嗤之以鼻,不仅拒绝阅读,而且恣意攻击;更有甚者一面对之实施攻击,一面却手不释卷地详加阅读,或者边读边骂,或者边骂边读。

这既是令人迷惑的文学接受现象,又是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象,需要学术界从文学的接受理论以及文化哲学、社会心理学等多层面、多学科进行学术阐解。

当然还可以说出一些建立“金学”的理由与框架内容,例如金庸的报人身份与其文学家身份的复杂联系及影响,金庸的商业意识与文学商品化时代的发展路数,甚至于金庸的好评与酷评及由此反映的社会文化心态,如此等等,都是“金学”的应有之义,也是“金学”作为一门学问,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至少作为一个重大研究课题的丰富构成的内容体现。问题是这些已经被金庸研究者意识到或部分意识到的“金学”内涵,往往并没有转化为“金学”学术建构的有序成分或有机成分;对于如何建构以及在怎样的学术序列上建构金庸之学的问题,不仅缺乏实在的讨论,而且缺乏展开讨论的意识。

金庸研究在这种学术自觉不够明确的情况下往往流于评论化的程式和风貌。的确,金庸研究的不少成果都显示着评论的质地而不是学术研究的品格。一般来说,我们在面对一个具体的研究成果时,不能准确地指认其属于评论的文本还是体现着学术研究的素质,因为评论与学术研究之间并没有一个可以清晰地形诸条文的分辨原则。但从研究者主体意识可以考察,他的论著到底取法于文学评论还是取法于学术研究;从研究成果的学术成分上也能判断,它所包含的评论性成分多一些还是学术研究成分多一些。评论是对于研究对象进行富有新意的分析判断的品评活动的结果,要求的是主体富有新意的感受和别致的议论,一般来说可以甚至鼓励融入主体个人的好恶偏向;而学术研究除此之外,还要求主体具有相当的理论准备,丰厚的历史文化观照,以及尊重史实、还原研究对象客观性的严谨态度,杜绝个人好恶的介入。从这样的意义上分析,金庸研究虽然成果丰富,但就总体上而言,流于评论或批评的占多数,符合一定规范的学术研究相对较少。

一门学问的建构总是从评论开始,然后升华到学术研究层次。近20年的金庸研究历史已经证明,金庸评论为金庸研究这个领域立下了汗马功劳,它直接促成了“金学”——金庸学术研究的崛起。时至今日,金庸研究的局面已经在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国外的华人文化圈中次第形成,我们不应该再满足于以文学评论为主干的阐析与辩论活动,而必须投入到金庸研究的学术规范建构中去。

二、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克服“偏爱价值”理论的生命在于创新,但当我们面临着一种暂时无法取得突破的理论现实的情形时,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成果进行学术研究,应该比跟着感觉走、跟着自己嗜好走的批评风格显得更有价值。上个世纪20年代,郁达夫从文学欣赏心理学的角度提出过文学接受的“偏爱价值”现象,肯定了文学接受过程中基于接受主体的感觉和爱好的选择现象。在文学评论意义上,这种凭借兴趣和爱好的选择现象和批评风格可能会得到鼓励,但这种较低层次的“偏爱价值”不利于建立一定层次的学术研究规范。

金庸研究正在于这样一种理论现实之中,围绕着这一课题的许多理论问题,包括文学的雅俗区分及其标准与可能性问题,都没有取得成功的、具有一定普遍认同性的突破,这引起了相当一批研究者的焦虑,同时也使得另一批研究者产生了取消主义情绪,认为与此相关且久攻不下的理论探讨其实都没有多少实在的意义。以取消的态度对待金庸研究的理论创新,会成为影响金庸研究走向深化、走向严整的学术建构的消极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金庸研究中出现的理论滞后现象激起某种焦虑,则是比较正常的心理反应。问题是带着这样的焦虑仍然无济于事,我们需要的是探讨的行动,是实事求是的学术建构的努力。一方面,应该在基础理论上寻求各种突破的可能性,使得金庸文学及其有关的流行现象得到有力的和充分的阐释;另一方面,当这种突破还未成为现实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已有的约定俗成的理论,以这样的理论克服批评意义上的“偏爱价值” ,在理性的框架中进行金庸研究,使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落到实处。

金庸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便是金庸文学的“雅俗”归属问题。从金庸文学的基本特性、基本内涵、基本特征,以及所体现出来的作家的创作心理与追求目标,还有作品的流行方式和被接受模态等方面看,它显然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更具体地说,属于武侠文学的范畴,但是不少研究者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种有违于自己“偏爱价值”的类型判断,总是千方百计将金庸小说从“通俗文学”类别里“脱籍”出来,苦心孤诣地论证它的“严正的”文学品性,并反对约定俗成的文学“雅俗”之分,从而为彻底甩开人们顺理成章地套在金庸文学头上的“通俗”帽子作理论努力。这种以“偏爱价值”克服理论的约定俗成的研究现象不仅在逻辑上会影响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将金庸研究在较低层次的文学批评意义上越扯越远,而且在学术实践中也确实不利于金庸研究本身。

曾几何时,一些研究者在多次金庸研讨会上以及在有关文章中,一再坚持论证金庸小说的通俗性质。虽然他们从一般理论阐述到具体作品论评都尽量表现出对于通俗文学及金庸小说的真诚尊重和悉心拜服,但一直为那些特别热爱通俗文学特别热爱金大侠的研究者所忌疾。这些年评论界此起彼伏的讨伐金庸热,不知有没有对上述爱之深切的研究者起到这样的提醒作用:不承认金庸小说的通俗文学和武侠文学的性质,而将这些作品融进一般文学类属中去作“拔高” (其实未必能够拔高)式的分析和评价,甚至在理论上根本就不承认文学作品的通俗与非通俗之分,在评论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它至少露出了许多破绽,让各种人都可以从一般的文学理论观念对金庸作品指手划脚,横挑鼻子竖挑眼。

例如,几乎所有酷评金庸的学者都操着一般文艺理论的通则,甚至是现实主义文学原则指责金庸文学。袁良骏先生对金庸小说“六大瘤疾”的指斥很有代表性: “总体构思的概念化、模式化、公式化” ,“脱离现实生活” ,“刀光剑影、打打杀杀、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将武侠置于历史背景之上” ,“拉杂,嚷嚷,重复” ,“社会影响很坏”等等。①一本专题批判金庸的书也声明“完全赞同袁良骏先生对金庸小说的批评意见”。②王朔在那篇著名的《我看金庸》中似乎特别强调如袁良骏先生所说的第二大瘤疾: “我不相信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在人类中真实存在过”。撇开王朔这种是在离一般文学常识太远的“我不相信”论不说,袁良骏先生的指责所依据的正是用现实主义观念和一般文学理论通则,如果我们承认金庸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性,将金庸小说从特定意义上的通俗文学“脱籍”为一般的严肃文学和纯文学,在客观上不正是为类似的批评指斥张目?如果我们克服了对于金庸及其小说的“偏爱价值” ,勇猛地(其实似乎不需要)、坦诚地认定它的通俗文学乃至武侠文学的属性,则上述指斥完全成了方枘圆凿的批评,成了无的放矢的议论,甚至成了逻辑不通的牢骚。武侠文学既然自成一个独特的品类,它自然要求属于自己的写作程式,要求写出自己的节奏板眼,自己的行当规矩,这在外行看来的所谓“公式化”、“模式化” ,可能正是它的规范的体现;而武侠小说不正是要“刀光剑影,打打杀杀”吗?不写出这样的东西来那还成什么武侠小说?虽然有些武侠小说确实是“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但金庸作品里类似的描写几乎没有,这正是金庸值得肯定的方面。敏锐的研究者对此已经有过论述,特别是将金庸笔下的人道、慎杀戮与古代武侠小说中的“快意恩仇”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十分有力。武侠小说甚至通俗小说其创作的优长,也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想像力的自由发挥,在通常意义上的“脱离现实生活”几乎是它必然的选择,也是它最富有魅力的特性,怎么能用现实主义的原则加以指斥呢?再如说金庸“将武侠置于历史背景之上” ,这不正是武侠小说的所长?难道要反过来将历史置于武侠背景之上?袁良骏先生的理论没有错,但他对金庸的批评就是不公道。一种没有什么错误的理论却产生了不怎么公道的批评效果,其原因就在于他用错了对象,用错了地方。如果金庸研究者都致力于为金庸小说的“武侠”和“通俗”性质“脱籍” ,那就无异于帮袁先生的忙,堵袁先生的漏洞。可见,“偏爱价值”在实践中并不利于金庸研究。

文/朱寿桐无论在喜欢金庸还是厌恶金庸的评论者那里,金庸都已经成了一个学术的对象;无论是高度评价金庸的文学史地位还是对金庸作品施以酷评,一般都会以学术的名义出现——当然,蔑视学术和学术性批评的金庸评论也时有出现,王朔对金庸的热骂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对于本着严肃的态度进行学术探讨的金庸研究界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面对人言言殊的金庸及其小说这样一个特殊的对象,面对随时可能再次出现的征讨和热骂,如何建构自己的学术规范,以求得在科学、理性的层面形成具有相当份量的研究格局。

一、金庸评论应上升到真正意义上的以金庸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早已有人提出过“金学”的概念,这反映了金庸研究界对于建构金庸研究学术框架的一种热忱,但并不代表着真正产生了这样一种学术自觉。

金庸在中国当代文坛是一位当然的学术研究对象。他的研究价值和在学术上的对象意义己经为专家所充分揭示。

首先是他以自己辛勤而富有鲜明个性的小说创作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富有魅力的艺术世界,这里不光是酷评家所简约地概括的打打杀杀,更有感人肺腑的恩恩爱爱,慑人心魄的风风火火,令人惊奇的神神道道;多少人在这个世界里留连,多少人在这个世界里陶醉,也有多少人在这个世界论辩争吵。古往今来,文学世界蔚为大观,武侠小说汗牛充栋,然而偏是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将这种小说推向历史和时代高峰。无论是作品的内涵厚重度、情感冲击力,还是所表现的境界、所形成的影响,都在中国武侠小说乃至在整个通俗文学历史上创造了惊人的辉煌,甚至被许多人赞为奇迹。金庸的小说成就,不仅是中国通俗文学的世纪性建树的标高,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文化建设在一个特别文类里的卓越收获。这就意味着,不仅金庸小说作品本身是一个个值得研究的对象,而且金庸作品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也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研究课题。

其次,金庸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他还以自己极为成功的创作实践,开创了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新传统。中国武侠小说源远流长,在封建忠信仁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模态下形成了自身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新道德的时代语境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武侠小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陷入了创作与欣赏的低谷。受过新文化洗礼的金庸对中国武侠小说的写作传统在有所继承的前提下作了大胆的开拓,将新的历史观念、社会观念、文化观念、道德观念融进传统框架的武侠小说创作之中,甚至在人物的刻画上体现出了为严家炎教授专门揭示过的现代化精神风貌,从而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为这一特殊休闲文体的写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于是,在中国文学的一种文类开拓意义上研究金庸,在一个新的写作传统的开创意义上认知金庸,应该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学术话题。

再次,金庸小说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接受面最广、发行量最大的文学作品,以致于有人仿古人“凡有井水处,人人歌柳词”的说法,产生了“凡有自来水处,人人读金庸”或文/朱寿桐无论在喜欢金庸还是厌恶金庸的评论者那里,金庸都已经成了一个学术的对象;无论是高度评价金庸的文学史地位还是对金庸作品施以酷评,一般都会以学术的名义出现——当然,蔑视学术和学术性批评的金庸评论也时有出现,王朔对金庸的热骂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对于本着严肃的态度进行学术探讨的金庸研究界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面对人言言殊的金庸及其小说这样一个特殊的对象,面对随时可能再次出现的征讨和热骂,如何建构自己的学术规范,以求得在科学、理性的层面形成具有相当份量的研究格局。

一、金庸评论应上升到真正意义上的以金庸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早已有人提出过“金学”的概念,这反映了金庸研究界对于建构金庸研究学术框架的一种热忱,但并不代表着真正产生了这样一种学术自觉。

金庸在中国当代文坛是一位当然的学术研究对象。他的研究价值和在学术上的对象意义己经为专家所充分揭示。

首先是他以自己辛勤而富有鲜明个性的小说创作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富有魅力的艺术世界,这里不光是酷评家所简约地概括的打打杀杀,更有感人肺腑的恩恩爱爱,慑人心魄的风风火火,令人惊奇的神神道道;多少人在这个世界里留连,多少人在这个世界里陶醉,也有多少人在这个世界论辩争吵。古往今来,文学世界蔚为大观,武侠小说汗牛充栋,然而偏是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将这种小说推向历史和时代高峰。无论是作品的内涵厚重度、情感冲击力,还是所表现的境界、所形成的影响,都在中国武侠小说乃至在整个通俗文学历史上创造了惊人的辉煌,甚至被许多人赞为奇迹。金庸的小说成就,不仅是中国通俗文学的世纪性建树的标高,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文化建设在一个特别文类里的卓越收获。这就意味着,不仅金庸小说作品本身是一个个值得研究的对象,而且金庸作品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也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研究课题。

其次,金庸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他还以自己极为成功的创作实践,开创了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新传统。中国武侠小说源远流长,在封建忠信仁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模态下形成了自身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新道德的时代语境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武侠小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陷入了创作与欣赏的低谷。受过新文化洗礼的金庸对中国武侠小说的写作传统在有所继承的前提下作了大胆的开拓,将新的历史观念、社会观念、文化观念、道德观念融进传统框架的武侠小说创作之中,甚至在人物的刻画上体现出了为严家炎教授专门揭示过的现代化精神风貌,从而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为这一特殊休闲文体的写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于是,在中国文学的一种文类开拓意义上研究金庸,在一个新的写作传统的开创意义上认知金庸,应该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学术话题。

再次,金庸小说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接受面最广、发行量最大的文学作品,以致于有人仿古人“凡有井水处,人人歌柳词”的说法,产生了“凡有自来水处,人人读金庸”或“凡有华人处,人人读金庸”的感叹。如此众多的“金迷”构成了当今世界最广大的文化接受集群。但与此同时,又有不少人对金庸作品嗤之以鼻,不仅拒绝阅读,而且恣意攻击;更有甚者一面对之实施攻击,一面却手不释卷地详加阅读,或者边读边骂,或者边骂边读。

这既是令人迷惑的文学接受现象,又是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象,需要学术界从文学的接受理论以及文化哲学、社会心理学等多层面、多学科进行学术阐解。

当然还可以说出一些建立“金学”的理由与框架内容,例如金庸的报人身份与其文学家身份的复杂联系及影响,金庸的商业意识与文学商品化时代的发展路数,甚至于金庸的好评与酷评及由此反映的社会文化心态,如此等等,都是“金学”的应有之义,也是“金学”作为一门学问,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至少作为一个重大研究课题的丰富构成的内容体现。问题是这些已经被金庸研究者意识到或部分意识到的“金学”内涵,往往并没有转化为“金学”学术建构的有序成分或有机成分;对于如何建构以及在怎样的学术序列上建构金庸之学的问题,不仅缺乏实在的讨论,而且缺乏展开讨论的意识。

金庸研究在这种学术自觉不够明确的情况下往往流于评论化的程式和风貌。的确,金庸研究的不少成果都显示着评论的质地而不是学术研究的品格。一般来说,我们在面对一个具体的研究成果时,不能准确地指认其属于评论的文本还是体现着学术研究的素质,因为评论与学术研究之间并没有一个可以清晰地形诸条文的分辨原则。但从研究者主体意识可以考察,他的论著到底取法于文学评论还是取法于学术研究;从研究成果的学术成分上也能判断,它所包含的评论性成分多一些还是学术研究成分多一些。评论是对于研究对象进行富有新意的分析判断的品评活动的结果,要求的是主体富有新意的感受和别致的议论,一般来说可以甚至鼓励融入主体个人的好恶偏向;而学术研究除此之外,还要求主体具有相当的理论准备,丰厚的历史文化观照,以及尊重史实、还原研究对象客观性的严谨态度,杜绝个人好恶的介入。从这样的意义上分析,金庸研究虽然成果丰富,但就总体上而言,流于评论或批评的占多数,符合一定规范的学术研究相对较少。

一门学问的建构总是从评论开始,然后升华到学术研究层次。近20年的金庸研究历史已经证明,金庸评论为金庸研究这个领域立下了汗马功劳,它直接促成了“金学”——金庸学术研究的崛起。时至今日,金庸研究的局面已经在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国外的华人文化圈中次第形成,我们不应该再满足于以文学评论为主干的阐析与辩论活动,而必须投入到金庸研究的学术规范建构中去。

二、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克服“偏爱价值”理论的生命在于创新,但当我们面临着一种暂时无法取得突破的理论现实的情形时,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成果进行学术研究,应该比跟着感觉走、跟着自己嗜好走的批评风格显得更有价值。上个世纪20年代,郁达夫从文学欣赏心理学的角度提出过文学接受的“偏爱价值”现象,肯定了文学接受过程中基于接受主体的感觉和爱好的选择现象。在文学评论意义上,这种凭借兴趣和爱好的选择现象和批评风格可能会得到鼓励,但这种较低层次的“偏爱价值”不利于建立一定层次的学术研究规范。

金庸研究正在于这样一种理论现实之中,围绕着这一课题的许多理论问题,包括文学的雅俗区分及其标准与可能性问题,都没有取得成功的、具有一定普遍认同性的突破,这引起了相当一批研究者的焦虑,同时也使得另一批研究者产生了取消主义情绪,认为与此相关且久攻不下的理论探讨其实都没有多少实在的意义。以取消的态度对待金庸研究的理论创新,会成为影响金庸研究走向深化、走向严整的学术建构的消极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金庸研究中出现的理论滞后现象激起某种焦虑,则是比较正常的心理反应。问题是带着这样的焦虑仍然无济于事,我们需要的是探讨的行动,是“凡有华人处,人人读金庸”的感叹。如此众多的“金迷”构成了当今世界最广大的文化接受集群。但与此同时,又有不少人对金庸作品嗤之以鼻,不仅拒绝阅读,而且恣意攻击;更有甚者一面对之实施攻击,一面却手不释卷地详加阅读,或者边读边骂,或者边骂边读。

这既是令人迷惑的文学接受现象,又是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象,需要学术界从文学的接受理论以及文化哲学、社会心理学等多层面、多学科进行学术阐解。

当然还可以说出一些建立“金学”的理由与框架内容,例如金庸的报人身份与其文学家身份的复杂联系及影响,金庸的商业意识与文学商品化时代的发展路数,甚至于金庸的好评与酷评及由此反映的社会文化心态,如此等等,都是“金学”的应有之义,也是“金学”作为一门学问,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至少作为一个重大研究课题的丰富构成的内容体现。问题是这些已经被金庸研究者意识到或部分意识到的“金学”内涵,往往并没有转化为“金学”学术建构的有序成分或有机成分;对于如何建构以及在怎样的学术序列上建构金庸之学的问题,不仅缺乏实在的讨论,而且缺乏展开讨论的意识。

金庸研究在这种学术自觉不够明确的情况下往往流于评论化的程式和风貌。的确,金庸研究的不少成果都显示着评论的质地而不是学术研究的品格。一般来说,我们在面对一个具体的研究成果时,不能准确地指认其属于评论的文本还是体现着学术研究的素质,因为评论与学术研究之间并没有一个可以清晰地形诸条文的分辨原则。但从研究者主体意识可以考察,他的论著到底取法于文学评论还是取法于学术研究;从研究成果的学术成分上也能判断,它所包含的评论性成分多一些还是学术研究成分多一些。评论是对于研究对象进行富有新意的分析判断的品评活动的结果,要求的是主体富有新意的感受和别致的议论,一般来说可以甚至鼓励融入主体个人的好恶偏向;而学术研究除此之外,还要求主体具有相当的理论准备,丰厚的历史文化观照,以及尊重史实、还原研究对象客观性的严谨态度,杜绝个人好恶的介入。从这样的意义上分析,金庸研究虽然成果丰富,但就总体上而言,流于评论或批评的占多数,符合一定规范的学术研究相对较少。

一门学问的建构总是从评论开始,然后升华到学术研究层次。近20年的金庸研究历史已经证明,金庸评论为金庸研究这个领域立下了汗马功劳,它直接促成了“金学”——金庸学术研究的崛起。时至今日,金庸研究的局面已经在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国外的华人文化圈中次第形成,我们不应该再满足于以文学评论为主干的阐析与辩论活动,而必须投入到金庸研究的学术规范建构中去。

二、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克服“偏爱价值”理论的生命在于创新,但当我们面临着一种暂时无法取得突破的理论现实的情形时,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成果进行学术研究,应该比跟着感觉走、跟着自己嗜好走的批评风格显得更有价值。上个世纪20年代,郁达夫从文学欣赏心理学的角度提出过文学接受的“偏爱价值”现象,肯定了文学接受过程中基于接受主体的感觉和爱好的选择现象。在文学评论意义上,这种凭借兴趣和爱好的选择现象和批评风格可能会得到鼓励,但这种较低层次的“偏爱价值”不利于建立一定层次的学术研究规范。

金庸研究正在于这样一种理论现实之中,围绕着这一课题的许多理论问题,包括文学的雅俗区分及其标准与可能性问题,都没有取得成功的、具有一定普遍认同性的突破,这引起了相当一批研究者的焦虑,同时也使得另一批研究者产生了取消主义情绪,认为与此相关且久攻不下的理论探讨其实都没有多少实在的意义。以取消的态度对待金庸研究的理论创新,会成为影响金庸研究走向深化、走向严整的学术建构的消极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金庸研究中出现的理论滞后现象激起某种焦虑,则是比较正常的心理反应。问题是带着这样的焦虑仍然无济于事,我们需要的是探讨的行动,是实事求是的学术建构的努力。一方面,应该在基础理论上寻求各种突破的可能性,使得金庸文学及其有关的流行现象得到有力的和充分的阐释;另一方面,当这种突破还未成为现实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已有的约定俗成的理论,以这样的理论克服批评意义上的“偏爱价值” ,在理性的框架中进行金庸研究,使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落到实处。

金庸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便是金庸文学的“雅俗”归属问题。从金庸文学的基本特性、基本内涵、基本特征,以及所体现出来的作家的创作心理与追求目标,还有作品的流行方式和被接受模态等方面看,它显然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更具体地说,属于武侠文学的范畴,但是不少研究者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种有违于自己“偏爱价值”的类型判断,总是千方百计将金庸小说从“通俗文学”类别里“脱籍”出来,苦心孤诣地论证它的“严正的”文学品性,并反对约定俗成的文学“雅俗”之分,从而为彻底甩开人们顺理成章地套在金庸文学头上的“通俗”帽子作理论努力。这种以“偏爱价值”克服理论的约定俗成的研究现象不仅在逻辑上会影响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将金庸研究在较低层次的文学批评意义上越扯越远,而且在学术实践中也确实不利于金庸研究本身。

曾几何时,一些研究者在多次金庸研讨会上以及在有关文章中,一再坚持论证金庸小说的通俗性质。虽然他们从一般理论阐述到具体作品论评都尽量表现出对于通俗文学及金庸小说的真诚尊重和悉心拜服,但一直为那些特别热爱通俗文学特别热爱金大侠的研究者所忌疾。这些年评论界此起彼伏的讨伐金庸热,不知有没有对上述爱之深切的研究者起到这样的提醒作用:不承认金庸小说的通俗文学和武侠文学的性质,而将这些作品融进一般文学类属中去作“拔高” (其实未必能够拔高)式的分析和评价,甚至在理论上根本就不承认文学作品的通俗与非通俗之分,在评论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它至少露出了许多破绽,让各种人都可以从一般的文学理论观念对金庸作品指手划脚,横挑鼻子竖挑眼。

例如,几乎所有酷评金庸的学者都操着一般文艺理论的通则,甚至是现实主义文学原则指责金庸文学。袁良骏先生对金庸小说“六大瘤疾”的指斥很有代表性: “总体构思的概念化、模式化、公式化” ,“脱离现实生活” ,“刀光剑影、打打杀杀、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将武侠置于历史背景之上” ,“拉杂,嚷嚷,重复” ,“社会影响很坏”等等。①一本专题批判金庸的书也声明“完全赞同袁良骏先生对金庸小说的批评意见”。②王朔在那篇著名的《我看金庸》中似乎特别强调如袁良骏先生所说的第二大瘤疾: “我不相信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在人类中真实存在过”。撇开王朔这种是在离一般文学常识太远的“我不相信”论不说,袁良骏先生的指责所依据的正是用现实主义观念和一般文学理论通则,如果我们承认金庸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性,将金庸小说从特定意义上的通俗文学“脱籍”为一般的严肃文学和纯文学,在客观上不正是为类似的批评指斥张目?如果我们克服了对于金庸及其小说的“偏爱价值” ,勇猛地(其实似乎不需要)、坦诚地认定它的通俗文学乃至武侠文学的属性,则上述指斥完全成了方枘圆凿的批评,成了无的放矢的议论,甚至成了逻辑不通的牢骚。武侠文学既然自成一个独特的品类,它自然要求属于自己的写作程式,要求写出自己的节奏板眼,自己的行当规矩,这在外行看来的所谓“公式化”、“模式化” ,可能正是它的规范的体现;而武侠小说不正是要“刀光剑影,打打杀杀”吗?不写出这样的东西来那还成什么武侠小说?虽然有些武侠小说确实是“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但金庸作品里类似的描写几乎没有,这正是金庸值得肯定的方面。敏锐的研究者对此已经有过论述,特别是将金庸笔下的人道、慎杀戮与古代武侠小说中的“快意恩仇”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十分有力。武侠小说甚至通俗小说其创作的优长,也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想像力的自由发挥,在通常意义上的“脱离现实生活”几乎是它必然的选择,也是它最富有魅力的特性,怎么能用现实主义的原则加以指斥呢?再如说金庸“将武侠置于历史背景之上” ,这不正是武侠小说的所长?难道要反过来将历史置于武侠背景之上?袁良骏先生的理论没有错,但他对金庸的批评就是不公道。一种没有什么错误的理论却产生了不怎么公道的批评效果,其原因就在于他用错了对象,用错了地方。如果金庸研究者都致力于为金庸小说的“武侠”和“通俗”性质“脱籍” ,那就无异于帮袁先生的忙,堵袁先生的漏洞。可见,“偏爱价值”在实践中并不利于金庸研究。

谈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承认并尊重金庸文学的“武侠”和“通俗”的性质与类属,不仅有利于克服金庸研究中的“偏爱价值” ,而且可以使得一些非常严厉的指责处于“越位”状态。何满子先生指责金庸小说“腐蚀灵魂” ,甚至将有人迷信“法轮功”的罪责也归咎于金庸的作品,③乃是在文学应有的担当这一理论犯了一些尝试性的错误。我们的研究者如果确认这样一种约定俗成的理论:通俗文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消遣,并不承担或主要不是承担教化的义务,那么上述这种种过于严厉的指责不就完全悬空了吗?越位的指责不仅没有人理睬,而且在众目昭彰之下会显得极为滑稽。

酷评和痛骂金庸的人自然出于他们的“偏爱价值” ,他们的评论有时候连评论的水准也达不到。严肃的金庸研究应引以为戒,尽量克服自己的“偏爱价值” ,提高自己的评论水准,努力建构理性的金庸研究学术格局。

谈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承认并尊重金庸文学的“武侠”和“通俗”的性质与类属,不仅有利于克服金庸研究中的“偏爱价值” ,而且可以使得一些非常严厉的指责处于“越位”状态。何满子先生指责金庸小说“腐蚀灵魂” ,甚至将有人迷信“法轮功”的罪责也归咎于金庸的作品,③乃是在文学应有的担当这一理论犯了一些尝试性的错误。我们的研究者如果确认这样一种约定俗成的理论:通俗文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消遣,并不承担或主要不是承担教化的义务,那么上述这种种过于严厉的指责不就完全悬空了吗?越位的指责不仅没有人理睬,而且在众目昭彰之下会显得极为滑稽。

酷评和痛骂金庸的人自然出于他们的“偏爱价值” ,他们的评论有时候连评论的水准也达不到。严肃的金庸研究应引以为戒,尽量克服自己的“偏爱价值” ,提高自己的评论水准,努力建构理性的金庸研究学术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