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颜洪烈不是恶人——我看金庸道德世界模型的变迁

文/诸葛妖狐

完颜洪烈不算什么恶人，彼时各为其主，这是国家民族之间的斗争；是种族间争夺生存环境的战斗，可以说他基本没做错什么；郭、杨两家的悲剧虽然是出于他手，但是这恶行的程度似乎还不足以把他打入恶人一类；实事求是讲，完颜烘烈的反面角色效应是金庸在射雕世界中设计的道德观相对的另一面；换句话说，如果主角是金人，那么也许全真七子、洪七公等人都是同样道德模型下的反面了，这就是哲学上最简单的相对道德败坏论模型，完颜和欧阳峰等人比起来，又算的上什么呢？！

我觉得金庸在《射雕》中构建的道德观还并不成熟，基本和古人的道德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小说源于生活，但应高于生活，应该有更高层次的升华。实质上讲，金庸在射雕中够建的世界几乎完全镶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里，并没有提升到哲学思考的高度，这点在《神雕》和《倚天》中略有改进，只不过《倚天》的世界模型已经和《射雕》、《神雕》有相当的偏离。

《神雕》的高度，在于提出了当代武侠小说的一个重要理论体系，为当代武侠小说中的侠下了定义，即：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是这个理论在神雕中仅仅初具雏形，还处于道德绝对化、独立化的层次，简单说就是非认同此道德即够成道德缺失，所以这个道德模型的代表人物——郭靖才会在后来变得那么专制，不能容忍杨过判逆表现的种种， 郭靖不但维护江湖法统，而且也维护社会法统。杨过和小龙女要结为夫妇时，郭靖就差一点动手，要将杨、龙两人打死，因为杨、龙两人的行为，独犯了他的完美。

这就是这种不完善道德系统下的极端，所以郭靖看起来假，甚至不如完颜洪烈来的真实。

很明显的，金庸意识到了这个道德世界模型的缺失，在而后的作品中不断进行改进，把郭靖“侠之大者”发展到极致的人物是乔峰。

现在我们不妨探讨两个理论问题，第一个到底什么是“侠之大者”，“侠之大者”是不是之表现为“为国为民”？第二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算是恶人。

我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首先，金庸“侠之大者”的道德观是建立在儒家传统道德体系之下，那么“侠之大者”的核心到底是“为国”还是“为民”。
读过《天龙八部》的朋友都记得乔峰、萧远山、慕容博等人在少林寺藏经阁的那段对话，也就是引出扫地僧之前、慕容博向萧远山父子提出的交易。

“慕容博道：‘令郎官居辽国南院大王，手握兵符，坐镇南京，倘若挥军南下，尽占南朝黄河以北土地，建立赫赫功业，则进而自立为王，退亦长保富贵。那时顺手将中原群豪聚而歼之，如踏蝼蚁，昔日被丐帮斥逐的那一口恶气，岂非一旦为吐。’……‘其时我慕容氏建一支义旗，兵发山东，为大辽呼应，同时吐蕃、西夏、大理三国一时并起，咱五国瓜分了大宋，亦非难事。我燕国不敢取大辽一尺一寸土地，若得建国，尽当取之于南朝。此事于大辽大大有利，萧兄何乐而不为？’他说到这时，突然间右手一翻，掌中已多了一柄晶光灿然的匕首，一挥手，将匕首插在身旁几下，说道：‘兄只须依得在下的倡议，便请立即在下性命，为夫人报仇，在下决不抗拒。’嗤的一声。扯开衣襟，露出胸口肌肤。”
对这笔交易，乔峰的态度是：“萧峰道：‘不行！’突然拍出一掌，击向木几，只听得劈拍一声响，木几碎成数块，匕首随而跌落，凛然说道：‘杀母大仇，岂可当作买卖交易？此仇能报便报，如不能报，则我父子毕命于此便了。这等肮脏之事，岂是我萧氏父子所屑为？’慕容博仰天大笑，朗声说道：‘我素闻萧峰萧大侠才略盖世，识见非凡，殊不知今日一见，竟虽个不明大义、徒逞意气的一勇之夫。嘿嘿，可笑啊可笑！’萧峰知他是以言语相激，冷冷的道：‘萧峰是英雄豪杰也罢，是凡夫俗子也罢，总不能中你圈套，成为手中的杀人之刀。’慕容博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你是大辽国这臣，欲只记得父母私仇，不思尽忠报国，如何对得起大辽？’萧峰蹭上一步，昂然说到：‘你可曾见过边关之上、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可曾见过宋人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宋辽之间好容易罢兵数十年，倘若刀兵再起，契丹铁骑侵入南朝，你可知将有多少宋人惨遭横死？多少辽人死于非命？’他说到这里，想起当日雁门关外宋兵和辽兵相互打草谷的残酷情状，越说越响，又道：‘兵凶战危，世间岂有必胜之事？大宋兵多财足，只须有一二名将，率兵奋战，大辽、吐蕃联手，未必便能取胜。咱们打一个血流成河，尸骨如山，欲让你慕容氏来乘机兴复燕国，我对大辽尽忠报国，是在保土安民，而不是为了一己的荣华富贵，因而杀人取地、建功立业。’”

可见，乔峰奉行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使对辽帝耶律洪基时也是一样，段誉和虚竹万军之中劫走辽帝，乔峰逼他定下了城下之盟，耶律洪基不能理解他，但是千千万万的契丹兵将却高呼“万岁”，乔峰是了解他们的。
段誉知道兵凶战危，知道打仗要死成千上万的人，所以说：“乃知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用我们现在的话解释，乔峰不能超脱这个道德世界模型，记得作家邓贤写过一本书，叫做《流浪金三角》，其中讲到国民党残兵和美斯乐汉人部落领袖雷雨田将军的政治观时是这样写的：雷雨田用最朴素的话说出了一个很多人不敢说或不能说的真理“我早就想通了，不管是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罢，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就支持它！”
可以说这句话就是超脱金庸以郭靖、乔峰构建的道德世界模型的通道入口。郭靖毕生执着于抗击蒙古，保卫大宋。乔峰毕生在寻找自己的归属，其实答案都在这句话中，只是雷雨田将军经历的动荡和变迁比金庸多过百倍，痛苦、挣扎过将近半个世纪，汉人部落到现在都还是一群永远没有国籍的中国人，只有同样的血液、同样的根却没有属于他们可以归属的中国。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说出了破解金庸这个道德“珍笼”的那一步棋。

说到这里就非常明白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首先是“为民”，并非为一国一家之民，而是为天下众生的平安喜乐。成就这个高度的人不是个侠客，而是个皇帝，他就是康熙。康熙看到黄黎洲《明夷待访录》中的“为君乃以‘一人奉天下’，非为‘天下奉一人’”时抚卷顿悟，感慨良多。无论乔峰还是郭靖，没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因为他们自己不能破除自己所立足的道德平台。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解出了一部分。
什么才能算是道德缺失？！
谢逊是不是恶人？段延庆到底是不是真的恶贯满盈？萧远山、慕容博到底恶到什么程度？！杨过是不是真的值得人们对他特别的崇敬？！
这些问题都值得重新探讨，尤其是杨过。
《神雕侠侣》是从杨过的角度写，读者用杨过的眼光看事物，自然同情杨过而对他憎恨的人有反感，特别是对郭靖、黄蓉及郭芙这一家三口有反感，但事实上杨过不是在每一件事上都是对的，而别人都是错的。郭靖视他如同亲子，黄蓉虽然对他有戒心，一来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二来她已尽力不亏待他，杨过固然三番四次救她一家，但黄蓉竭力为杨过辛劳，甚至为他冒性命之险，也不只一次。不少读者恼恨黄蓉“恶毒”地向杨过说谎，骗他小龙女是被“南海神尼”所救，这指责甚不公平，骗得杨过活下来，也是小龙女的原意，是她订下十六年之约的，黄蓉不过替她完成这个心愿。杨康之死，其实不是黄蓉之过，是杨康偷袭黄蓉，击在软猬甲上，染怪蛇毒血而死的，杨过一直认定郭靖黄蓉是杀父仇人，他自己就是冤枉人。
像杨过那样注重感情的人，很多时便会因此而太过自我中心，金庸歌颂杨过与小龙女的坚贞爱情，但显然认为视爱情为高于一切，是不妥当的想法，他描述杨过企图暗杀郭靖黄蓉，用他们的首级去换取解药，就特别刻画了杨过在爱情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徘徊，结果，还是社会责任战胜了爱情，金庸借黄蓉之口，称赞这是舍己为人的侠义行为。
其实这一段的描写，不但使人对杨过的人格大感疑问，对爱情的魔力也大有恶感，因为问题不是在于在成全爱情不顾大局、或顾全大局与牺牲爱情之间的取舍，如果是这样的取舍，那么为了爱情不顾国家大事并不算是违反道德，为了国家人民而牺牲一己幸福，更堪称伟大；问题是，杨过的抉择，是应否以卑鄙的手段去杀害郭靖以成全他与小龙女的爱情，那是绝对不同的事，一个正直的人，在这事件上根本不可能有片刻的犹豫，杨过三番四次的犹豫，简直难以想像他是个怎样的人，他打算采用的手段，从国家从个人的观点看，都是卑鄙之极的，从国家观点，他是为了自己生命和爱情美满而勾结敌军；从个人观点，他是利用郭靖对他的信任而暗下毒手，他对忽必烈说：“小人在郭靖家中住过数年，又曾为他出力，他对我决无防范之心。”真是亏他说得出口。
若然他是一时冲动杀人，也便罢了，但是杨过是经过考虑的，他到了襄阳城中，听见婴儿啼哭，想到郭靖一死，敌军即时攻入，这城中千万婴儿便得惨死，但一想到小龙女，他便把心一横：“我受苦之时，除了姑姑，有谁真心怜我？世人从不爱我，我又何必去爱世人？”使他暂时收起刀子不刺进熟睡的郭靖胸中的，不是他对世人有任何怜悯，而是郭靖旧日待他的恩情。次日，千军万马之中，他又兴起乘人之危的念头了，最后临危勒马，是杨先生的运气，哪谈得上什么舍己为人、大仁大义？杨过与小龙女爱对方远胜爱惜自己，无比坚贞、生死不渝，据说这是伟大的爱情。我觉得颇有保留。伟大的爱情，使爱与被爱的双方变得人格更高贵，但是爱情却使杨过变得卑鄙。
事实上，杨过之人格，殊不高尚！

谢逊、段延庆、萧远山和慕容博都是获得重生的人物，在《倚天》和《天龙》中，金庸虽然没有明写，但却隐含着点出了一个道理，只有改过自新、重生为善才能赎还自己的罪恶，死，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张翠山夫妇自尽，但前事依然没有了结，而谢逊没有选择自我了断，他自毁武功让别人尽管上前报仇，将自己的全部都双手奉上，所有的决定权都让给了天下人，其实这时的谢逊形象非常高大，甚至让他的仇人们感到了崇敬，谢逊在用自己生命的所有赎罪，他尊重世间众生，所以改过自新的他也得到了众生的尊重。

人类社会有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形成各种道德世界模型，但是有很多东西是人类共同遵守的，比如正义、公平、平等以及对世间众生的尊重等等。不论在哪个道德体系构建的模型中，道德缺失的底线都是背离共同认同的规范。背离越远，道德缺失越严重。
所以我说杨过、小龙女等人并不值得人们对他特别的尊重，像完颜洪烈、林平之、杨康等人也不应该被唾弃，尤其是杨康，他是以郭靖道德模型为规范的世界里的牺牲品。
乔峰把把这个道德世界模型发展到极限，同时宣布了这个英雄典型的末路。乔峰的限制，也就是这个典型的限制，在于他不能脱离世俗社会的价值观念。在《天龙八部》里，金庸已经提出了一些质疑：胡汉之分真是正邪、善恶、敌友之间的划分么？汉人一定得站在汉族的一边。契丹人忠于契丹就一定对么？金庸没有问得很认真，而《天龙八部》的答案亦相当简单明白：种族之争、私人仇怨，都应该在博爱的精神之中化解，佛家视一切为虚幻，或不是常人可以接受，但是仁爱、宽恕、爱好和平及万事民为贵的精神却容易接受得多，可以说这个答案就是金庸思考的“破题”。也正是因为他的思想在这里更进了一步，才会有了后来《笑傲江湖》令狐冲、任盈盈诚心放弃权势归隐的结局和《鹿鼎记》里康熙独一无二的价值观。
至于乔峰走向绝路却是必然的结局，可以说是因为他既不能扼杀自己的感情，也不能冲破这个他视作当然的道德模型，要是能冲破了这个模型，乔峰就不再是英雄，而是智者了。